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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于是在轻信一些流言后，这位奇人曾静居然决定赌一把，派学生张熙化名张倬，带着一封策反信从湖南远赴陕西，企图煽动岳钟琪起兵反清，为汉人复仇。

    曾静在信中历数雍正帝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好谀”的“十大罪状”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这十大罪状他一点证据也没有，全是听信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流言。

    岳钟琪疯了才会和对方谋反，他立即将张熙逮捕，为了查明幕后主使及谣言源头，岳钟琪在与陕西巡抚西琳刑讯逼供无果后，他假意与张熙盟誓，表示愿共谋大事。张熙居然信以为真，于是把曾静以及他们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。

    岳钟琪掌握实情后自然火速上报雍正，曾静等人被迅速捉拿归案，并押解至北京由雍正帝亲自主持审讯。

    雍正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就是此时诞生的，雍正将罪责归于曾静“误听流言”、“迷惑无知”和吕留良思想的毒害，最终判定二人“情有可原”，将其免罪释放。

    不过已故近五十年的吕留良及其学派就没这个好运了，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、弟子严鸿逵被开棺戮尸、枭首示众，另一子吕毅中及弟子沈在宽被斩立决。吕、严两家的后代则被发配宁古塔为奴，相关著作亦被禁毁。

    之后，雍正下令将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、审讯记录、曾静的口供及其认罪书《归仁说》汇编成书，命名为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并刊印发行全国，要求所有学校和士子认真研读。

    此外，他还命令曾静亲自前往各地巡讲，痛斥自己过往的“错误思想”，歌颂当朝皇帝的圣明。

    但是雍正实在是有个“好儿子”。雍正留下遗诏要求子孙不得追究曾静二人，但乾隆继位后，即位当年便将曾静和张熙以“诽谤先帝”的罪名凌迟处死，并下旨查禁了雍正苦心编纂的《大义觉迷录》。

    雍正通过《大义觉迷录》亲自下场辩论，论证满洲入主中原完全符合儒家“天命”与“王道”，力图在理论上重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。结果乾隆一下子让他的努力直接回到原点，简直和顺治死后的“罪己诏”有异曲同工之“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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